查拉图斯特拉

    冯玉祥（1882-1948），原名基善，字焕章，祖籍安徽省巢县，1882年11月6日（清光绪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青县兴集镇一个下级军官的家庭。父亲冯有茂原为瓦匠，后投身军籍，隶淮军刘铭传部为哨官。因父母境况不佳,玉祥的"童年时期"，一直在穷苦中挣扎着，从小参加劳动，断断续续地上过一年零三个月的私塾。

    1893年，12岁的冯玉祥便在父亲的军营中挂名领饷，以补家用。15岁正式入营当兵，由于长得魁伟健壮，有"冯大个儿"之称。在军营中，他勤奋好学，操练之余埋头读书，读过一些兵书和操典，懂得洋操，又无不良嗜好，所以升迁较快。1902年在武卫右军被提升为头棚副目，1903年升任四棚正目。1906年，冯又提升为二营后队队官。翌年调任三营后队督队官，移驻奉天新民府。1910年升任第二十镇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这时，清朝封建统治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以孙中山为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席卷全国。
    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冯玉祥与王金铭、施从云等人在滦州第二十镇组织了"武学研究会"，以读书为名联络同志，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参加的除第二十镇参谋长刘一清、第八十标第一营管带王石清、第二营管带郑金声、第三营参谋官孙岳以及张之江、李鸣钟、韩复榘等人。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冯玉祥和王金铭、施从云等为参加武学研究会的青年军官，在滦州举兵响应，宣布成立北方军政府，通电南北主张共和，公推王金铭为北方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参谋总长，奉孙中山之命北上联络的革命党人白雅雨被推为参谋长。但这次起义很快就被清廷镇压下去，王、施、白等14人遇难，冯在海阳镇被捕，后被革职，递解回籍。

    清朝覆灭后，袁世凯攫取辛亥革命的成果，建立北京政府。陆建章奉袁世凯之命编练左路备补军，重新起用冯玉祥，委任为第二营营长，并令其赴河北景县招兵，这是冯玉祥建立自己队伍的开始。他自定招兵标准，只收农村质朴精壮的青年，凡当过兵的一概不要。孙良诚、刘汝明、石友三、佟麟阁、冯治安、过之纲等便是这次被招收入伍的，原二十镇旧属来投效的有李鸣钟、韩复榘等，成为他后来建立西北军的骨干。1913年，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玉祥晋升为左翼一团团长，且招募新兵。这次招收的有田金凯、吉鸿昌、梁冠英等人。在北京任京卫军团长期间，冯经常到崇文门教堂听牧师讲道，对基督教耶稣"博爱利他"之说深为敬佩，遂于当年由牧师刘芳施洗礼，正式成为基督教徒。冯曾对人说："救国必正人心，除了耶稣，谁能正人心呢！"他认为，"耶稣博爱救人之旨，与军人献身救国之义一一吻合"，"若将基督教义在军队中加以深入的宣传，必收绝大效益"。从此，冯部官兵一律受洗入教。冯并在兵营中设立礼拜堂，每逢星期日都请牧师向中全体官兵宣讲教义，故时人称冯为"基督将军"。

    1914年春，陆建章奉命为"剿匪督办"，率五旅兵力赴陕西追剿白朗，冯团扩编为左翼第一旅，途中又改为第十四旅，均以冯为旅长。是年秋，第十四旅又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仍以冯为旅长。 当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冯玉祥参加倒袁活动。1915年底，由北洋元老王士珍领衔，全国旅以上将领联名通电拥袁称帝，冯拒绝签名，并对其部下说：“我武装先烈以许多热血染成民国，今为袁贼篡窃，很可恨。我辈军人若保不住民国，将何以对死去的先烈？”当冯部奉命进川讨伐反袁的护国军时，他便派人同蔡锷的护国军暗中联络，实现局部停战，又趁机率部进入成都。

    1925年11月22日，发动北京政变。在全国反奉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奉系将领郭松龄在直隶滦州发动了反奉战争，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迅速回师占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直逼沈阳。张作霖措手不及，处境岌岌可危。郭松龄起事前曾同冯玉祥达成反奉密约。密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保证奉系李景林在直隶地盘的基础上再得热河。郭松龄深知自己要想反奉成功，必须得有一个稳固的后方，即必须得到李景林的支持。但是，原本态度犹豫的李景林最终参加了反奉密约是冯玉祥未曾预料的。北京政变后，正是这个李景林把直隶从国民军手中夺走的，使国民军失去了惟一的出海口。国民军对此一直是耿耿于怀。当看到郭松龄的军事发展异常顺利时，国民军悍然违反密约中保证李景林地盘的约定，进军直隶、天津、热河，将本来已成盟友的李景林又变成了敌人，使郭松龄反奉功败垂成；否则，不待北伐奉系已被打倒。冯玉祥将郭松龄反奉失败的罪责归于李景林而闭口不谈自己的背约行动，实为替自己开脱责任。

　　对大革命时期历史的研究，长期存在重南轻北之弊。其实，北伐战争的胜利除了国共两党浴血奋战之外，实得益于北方历时四个月的“南口大战”。1926年4月下旬，奉、直、晋三系军阀组成“讨赤联军”，总兵力五十余万，在多伦—南口—晋北绵延千里的战线上向国民军发动进攻，而攻击的中心点就是北京西部的南口。国民军十六万人坚守南口四月后撤退到了绥远。本书作者认为：南口大战是中外反动派对国民军在当时中国政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判断错误造成的。一方面，他们视广东国民政府为偏师，不予重视；另一方面，竟把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一心想留在北洋军阀集团的国民军当作了主要的围剿目标。阴差阳错，国民军充当了“革命的盾牌”。南口大战历时数月，不仅吸引了张作霖、张宗昌等属下的部队，而且长时间拖住了直系吴佩孚主力十余万人，北伐军乘机在两湖用兵，一举成功。南口大战，是国民军及其统帅冯玉祥与北洋军阀集团决裂的标志。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宣布参加国民革命，不过是将上述转变公诸于世罢了。

    1927年宁汉分裂，南京的蒋介石与武汉的汪精卫都极力拉拢冯玉祥。冯玉祥始与汪精卫会晤反蒋，及蒋介石发电给冯玉祥要求在开封会晤，冯玉祥回电要蒋介石另约一个地方相会，最后确定在徐州会晤。 冯玉祥于1927年6月19日到达徐州。蒋、冯正式举行了两次会议，集中讨论了继续北伐。反共清党和对付武汉政府等问题。19日晚，蒋介石要求冯玉祥一致行动，向武汉出兵，消灭“反动势力”，遭冯玉祥婉言拒绝，到正式会议时，蒋介石就不再提此要求。冯玉祥认为：“应消除内部隔阂，目下军事胜利，宁汉双方，宜集中势力，乘胜北伐，使敌不得休息。”但是，蒋介石提出要冯玉祥在军队及其管辖的范围内清党，冯慨然应允，达成了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

    宁、汉分裂的时候，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议的结果，表示与蒋介石合作，同时也就是放弃了联俄、联共革命的道路，跟着蒋介石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就给了蒋介石很大的支持。他们这种相互利用的结合，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地发生了变化，最后终于走向分裂。分裂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是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地盘的问题。在北伐战争最后阶段，冯派鹿钟麟指挥韩复榘等部战胜奉军，进兵河北，直取平津。因鹿和韩都是河北人，鹿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期间，又是北京的实际统治者。他们都抱着打回老家、取得地盘的迫切要求。冯以长期局促于西北瘠苦之区，更是早就有了向外发展的打算。虽然这时蒋介石已将山东省的地盘许冯，但胶东和济南都在日军占领控制之下，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省分，远非河北、平、津可比。当时冯认为他的军队在河北打退奉军付出的代价最大，论功行赏，应该把河北、平、津分配到自己名下。不料在一九二八年五月间蒋介石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面之后，却使冯的希望落了空。原来蒋、阎在石家庄会面的时候，认为冯的军事力量过于强大，对他们是一种威胁。特别是阎和冯都希望向河北、平、津发展，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更为尖锐。所以阎锡山就趁着蒋来和他商议战后北方问题的机会，使出了阴险毒辣的手段，企图把冯打击下去，并借此向蒋讨好。当他们谈到冯的时候，阎对蒋说：“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有吃过冯的亏？”这句话正好触动了蒋的心事。他们经过计议之后，蒋便秘密决定把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地盘都分配给阎。后来蒋为了对冯敷衍，把北平市长一职给了冯的部属何其巩，但是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和北平市公安局长赵以宽都是阎的人，实际上统治北平市的人却是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在河北省和平、津两市地盘分配问题尚未揭开之前，蒋还征求过冯的意见。冯对这类问题，向来不肯直接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真正意图，唯恐别人说他是争权夺利。他表示一切以蒋的意旨为意旨，以示对蒋的尊重。蒋便趁势说出把河北、平、津交阎的主张。他的理由是：第二集团军拥有鲁、豫、陕、甘、宁、青六省，已不为少；第三集团军才不过冀、晋、察、绥四省，并不为多。况且平、津两地外交关系复杂，不易应付。其实在这一问题上，冯的内心对蒋、阎是极为不满的。这是蒋、冯关系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因素。

　　二个因素是军队的编遣问题。一九二八年七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汤山会商东北问题和裁兵问题，冯在前往北平路过保定的时候，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同时也为了收揽人心，发出一个歌（七月五日）电，提出了统一军权、收缩军队、减轻民困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在汤山会议时，他又重申了这些主张，并望各方促其实现。在会议之后，他于八月一日到达南京，并且发表谈话，认为北伐军事结束，各军事首脑人物都应到中央供职，以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和威信，使国家能够达到真正的统一，所有总司令、总指挥等名义均应一律取消，以改变过去分裂割据的局面。他这些主张，仍然表现了对蒋介石的支持。这时阎锡山看到冯的言论和行动与蒋靠得很紧，估不透他们意之所在，所以在没有摸清底蕴以前，虽经蒋、冯迭电催促入京，他总是推说有病，迟迟不肯就道，一直迁延到十二月中旬才到南京参加了编遣会议。而冯在南京则早已接受了行政院副院长和军政部长的职务，实践了在京供职的主张，并且保持了与蒋合作的关系。

　　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之前，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全国共编五十个师的指标（东北除外），要大家进行讨论。冯对军队的编遣，首先提出一个编遣准则，即：“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他并根据这个准则提出一个方案，即：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它不属于各集团军的军队共编八个师。原来他认为第二集团军兵员最多，素质最好，训练最精，战功最大，论道理应该多编几个师；可是他又考虑到，如果按照自己的编遣准则，第二集团军应编的人数就要占第一位，就要超过第一集团军，必然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而且会影响到与蒋合作的关系，所以他的方案是，把第一、二两集团军拉平，把阎、李的第三、四两集团军和其它杂军压低，以为这样就可以蒋、冯的团结为中心，控制其它方面，蒋对冯案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阎锡山看透了蒋的意图，便提出另一方案。

　　这个方案是：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各编十一个师，另设一个中央编遣区，亦为十一个师。不言而喻，这个中央编遣区，当然要由蒋介石掌握。这个方案，表面上是抬蒋压冯，而骨子里还有着离间蒋、冯关系的作用。蒋看到阎案于己有利，看不透阎要借着这一方案来拆散冯和他合作关系的阴谋，故授意何应钦积极支持阎案。李宗仁和白崇禧对此案亦表同意。

　　因李、白与蒋的矛盾当时已达表面化，只是因为惧怕蒋、冯的团结，故不敢发动，他们当然同意阎的带有离间蒋、冯阴谋性质的提案。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之前，冯案受到多数的反对，而阎案遂得以通过。冯遭此打击，在正式开会时，即称病不再出席。而阎在这时便到处说冯的坏话，说他如何反复无常，如何不讲信义，使冯陷于孤立。

　　冯托病不出，召鹿钟麟到南京，拟令其代理军政部长，以便于借故离开南京。但因鹿是常务次长，不能代理部务，冯亦无如之何。蒋介石虽明知冯是托病，但也曾两度偕宋美龄亲往探视慰问，以示关切。还有一次，冯正在和部属谈话，忽报孔祥熙来访，冯立即卧床蒙被，呻吟不止。当时外边很多人都说冯患的是“心脖”。

　　冯这次在南京，本想与蒋能有进一步的结合，以便在国民政府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同时在蒋的支持下保持自己的强大实力，以形成内外呼应之势。不料在编遣会议上遭到失败，使他看清了不可能再和蒋介石合作下去，于是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以养病为借口离开南京，前往豫北辉县之百泉村。这是蒋、冯分裂公开化的表现。

　　桂系的李、白看到蒋、冯关系破裂，认为反蒋时机成熟，就先从湖南下手，罢免了非其系统的鲁涤平，蒋、桂战争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李、白派代表温乔生到百泉谒冯，冯毫不犹豫地表示共同倒蒋。不久，邵力子衔蒋命到百泉促冯入京，冯则表示愿辞职出国留学，以备异日效力党国，并希望军政部长一职由鹿钟麟代理，谢绝了南京之行。三月下旬，冯抵华山；邵力子和贺耀祖先后赴华山访冯。这时，蒋因桂系对他公开决裂，请冯出兵援助，并提出以行政院长及湖北、湖南两省主席为条件。冯表示：论公论私，都不能使蒋独任其艰，决出兵十三万相助，随即派韩复榘为总指挥，着手进行军事部署。但是，冯的军事行动，究竟是援蒋还是助桂，对外并未表示明确的态度，而实际上冯的计划是：把蒋、桂之争看作一个大好机会，先作壁上观，待一败一伤，再收卞庄刺虎之利。不料李明瑞的倒戈，使得桂系很快遭到失败。冯的计划不但落了空，而且弄巧成拙，给自己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后果：由于韩复榘部迟迟不进，不但失掉了夺取武汉的时机，而且在蒋、桂两方看来，都认为冯无助己的诚意，冯反而落得两面不讨好。特别是蒋借着韩复榘带兵南下的机会将韩召至汉口，对他进行了收买，为尔后韩、石倒冯投蒋伏下了张本。

　　一九二九年五月间，韩复榘联合石友三叛冯投蒋。冯痛心韩、石叛变，对蒋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于是有亲赴山西拉阎反蒋的行动（当时对外表示与阎联袂出洋，实系故放烟幕）。本来冯、阎之间早就有过不少的矛盾。如：一九二五年冯的国民军与奉直联军作战失利时，阎曾派兵在天镇、大同等处截击，使国民军遭受很大损失；还有前面所述河北、平、津地盘问题；编遣会议提案问题等等。冯一向对阎没有好感，但是为了达到打倒蒋介石这一目的，不得不冒险去山西拉阎，不料目的没有达到，反被阎软禁起来。不久，阎看到冯的将领与蒋恢复了往来，惟恐不利于己，又骗冯命令宋哲元等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发动了反蒋战争。由于阎的背约，致宋等很快地遭到失败。冯屡次受阎之害，对阎恨之刺骨；但在被软禁的情况之下，又不能和阎翻脸。当时冯的想法是：只有拉阎下水（指联合倒蒋），自己才有出路；把蒋打倒之后，回过头来收拾阎，那就容易得多了。所以冯在这一时期，把全付精力都用在设法拉阎倒蒋的问题上。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冯召鹿钟麟由天津秘密到他被软禁的所在建安村，对鹿面授机宜，令其回陕代理总司令职务。鹿到了西安，立即按照冯的指示提出了“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口号，并密派代表赴南京往见何应钦。鹿对他的代表说：“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阎锡山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他的代表与何应钦见面时，何为了拉拢西北军以消灭阎锡山，对鹿表示好感，希望鹿不要再上阎的当，并说：“只要西北军一经表明打阎的态度，马上可以获得中央的接济。”鹿既与南京拉上关系，便开始计划与韩复榘、石友三联合起来攻打山西。在鹿看来，晋军力量不大，而且是长于守而短于攻，在进攻山西时，只要不攻坚城，仅以少数兵力予以监视，以主力直取太原，胜算是满有把握的。

　　鹿在密派代表赴南京见何的同时，并派闻承烈、李火斤去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取得联系。韩电鹿表示：阎锡山好用权诈，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国家就不会太平。鹿即复电备致赞扬之意，并说：“我弟如举兵入晋，兄愿听弟指挥。”石友三部自从由安徽移驻豫北，主要靠韩的接济，正在伺机取得一个地盘，对于联合攻打山西，当然表示同意。鹿和韩、石的这些电报，均被阎的无线电台收听译出，阎得此消息大惊，感到对冯的软禁已无作用。同时，阎亦感到二、四两集团军已被蒋打败，而自己又曾经参预过唐生智反蒋战争的策划，蒋介石迟早要和他算帐。而且这时各方代表都在太原进行反蒋活动，一致对他表示拥护，如再迟迟不表明反蒋态度，一旦西北军联合起来向山西进攻，自己就会陷于十分不利的地步。于是亲自去建安村访冯，表示坚决与冯合作，共同讨蒋。阎迎冯至太原后，立即会同冯与桂系代表以及各杂牌军的代表对讨蒋联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方略进行了会商，大体决定之后，冯即于一九三○年三月十日由山西返回潼关。

　　 冯玉祥统率的西北军，是由一个混成旅发展起来的封建军事集团。冯在这个集团中，一向有着很高的威信。但是他既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更不可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只是拿一些救国救民的空洞口号和个人之间的感情作为维系这个团体的思想基矗同时，他又一贯采取家长制的作风，个人专断，缺乏民主。韩复榘、石友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蒋介石拉了过去的。韩、石投蒋后，其他将领虽然表面上对冯仍很恭顺，但在内心里都有了自己的打算。

　　冯由山西回到潼关，他的将领们，一方面表现了一种见到亲人一样的喜悦，另一方面又感到这位管着自己的“婆婆”又回来了，摸不清今后又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冯和鹿钟麟见面后，首先问鹿：“今后应该怎么办？”鹿说：“我们打算整顿内部，养精蓄锐，坐以待时。”冯便把他联阎倒蒋的酝酿经过说了一遍，鹿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此事关系重大，须和大家商量。因为他所策划的联合韩、石攻打山西的办法已接近成熟，正在这个时候，冯忽然回到潼关宣布联阎打蒋，所以在鹿的思想上一时还扭转不过来。

　　冯到潼关的第二天，召开了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宣布了联阎打蒋的决心和这样做的意义。在会上，除了师长葛运隆主张讨蒋而外，大家都默不作声。当时冯的将领都认为西北军屡次吃阎的亏，受阎的骗，如不把阎打倒，西北军在北方就难于发展。当时大家恨阎不恨蒋的心理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鹿的幕僚对冯的做法也表示反对，并向鹿建议：“应坚持拉蒋打阎，除去肘腋之患。如与阎合作，胜亦过不了长江，蒋退江南凭险固守，阎冯之间就会出问题，那时，西北军仍然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如果打了败仗，那就更不堪设想了，甚至求得退据关中以自保的局面亦不可得。”鹿虽深韪其言，但他看到冯的决心很大，且各方联合倒蒋之局已成，只得勉强地跟着冯干。

　　这时，孙连仲部分驻在甘肃、宁夏和青海，孙本人也不愿对蒋作战。当冯打电报命令孙连仲率全部兵力东下时，孙尚欲以一部兵力控制西北局面，冯则坚决要孙将全部兵力调出，在电令中甚至说出“胜则到江南组织政府，败则不惜同归于颈的话来，以示破釜沉舟的决心。孙连仲不敢违抗，只得将全部兵力东调。

　　冯的高级将领和幕僚，对于联阎打蒋的战事普遍地存在抵触情绪。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战争有着厌倦的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从经验中深知冯和阎的能力和做法，他们认为，冯只会打仗，对政治完全外行；阎活象一个钱铺老板，只会算小帐，不能成大事；联阎反蒋纵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也没有办法。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由于各方面反蒋声浪很高，反蒋军事的阵容也很强大，西北军的将领，在大势所趋和冯的号令之下，自无徘徊瞻顾的余地。同时，他们也未尝不想在这次战争中打出几省地盘作为西北瘠苦之区的补尝。但是，经过几个战役之后，有的将领渐渐感到兵员损失和械弹消耗的补充都很困难，因而产生了保存实力的想法。到了战争的后期，陇海线的八月攻势没有成功，津浦线晋军又遭挫败，蒋军由劣势转为优势，而阎冯联军则由主动变为被动，有些将领看到讨蒋军事越来越没有前途，失败以后怎么办？仍然回到西北去么？实在不愿意再去那里吃苦。特别是陕西省正在大旱灾之后，饿莩载道，现在既然离开了那里，谁也不愿意再回去。他们都在徘徊观望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加以蒋介石四出派人，多方利诱，有些意志不坚定的将领便走上投蒋的道路。

　　张学良通电支持蒋介石发出后，阎冯联军中立即引起极大震动，接着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陇海线晋军向黄河以北撤退；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均纷纷自由行动，随同晋军撤到黄河以北；石友三通电表示拥护张学良的主张，并率部由鲁西开往豫北，将漳河铁桥加以破坏。所有这一切，都给冯玉祥的处境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在九月二十八日这天，冯在郑州接到鹿钟麟的电话说：“十一口”（暗指吉鸿昌的吉字，因恐吉的行动动摇人心，故用隐语）发生了问题。冯尚不置信，在以电话直接与吉鸿昌谈话后，很气忿地对人说：“吉鸿昌这小子的脑筋真复杂，他对我说要做苦肉计中的黄盖，真是想入非非。”随后，冯的参谋长李兴中也在电话里劝吉审慎从事。吉说：“我的事已向总司令报告过了，今后我一定对得起总司令，请大家原谅。”不久，冯知梁冠英亦有变，派闻承烈前往见梁，探悉梁已率部离开原防地，谅难挽回，中途折返。防守许昌的第八方面军将领焦文典亦通电投蒋（焦曾请第八方面军总司令邓宝珊在通电稿上签名，遭邓拒绝，焦即派兵将邓软禁，过了几天，邓始脱险赴上海），致平汉线军事受很大影响。张维玺、冯治安、田金凯、任应歧等部旋即在新郑一带陷于蒋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陇海路蒋军先头部队复于十月三日攻入开封，郑州外围的蒋军愈逼愈近，郑州城内已能隐隐听到炮声。冯在这时，遂陷入在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苦境。

　　十月四日这天，阎锡山、汪精卫秘密到郑州与冯会晤，在共同商定联合发表实行停战的通电后，阎、汪于当日夜间离郑北返，冯亦于次日率副总司令部人员撤退到黄河以北的新乡。蒋军于六日进入郑州。

　　在中原战事已接近尾声的时候，蒋介石为了迅速回师江南对红军作战，对善后问题、收拾华北残局的全权委诸张学良；对河南方面的军事也摆出一了百了、以政治和平解决的姿态，并邀请与西北军有关系的马福祥、张之江等于十月上旬到河南洽商收拾西北军的办法。冯命鹿钟麟出面与之接洽，并表示本人不再过问。鹿向马、张提出的条件是：一、冯下野外游，希能予以便利；二、军队由鹿负责改编为十个师，以河南西部及陕、甘两省为驻防区域；三、拨给编遣费三百万元。但是，蒋介石以吉鸿昌、梁冠英等已经投降，在新郑被围的张维玺等部亦已表示愿意缴械，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会允许西北军这个集团继续存在下去，他要把这个集团化整为零，逐步地变成自己的工具，或者是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消灭掉。因此，几经磋商，迄无成议。张维玺等经马福祥、张之江等的劝降，他们都接受了南京军事参议院参议名义，全部军队一律解除武装。

　　吉鸿昌被蒋委为第二十二路总指挥后，即调赴豫、鄂、皖边境，归豫鄂皖边区绥靖督办李鸣钟节制；梁冠英为第二十 五路总指挥，调赴苏北，归江苏绥靖督办张之江节制；葛运隆为第三十三师师长，所部由洛阳调赴湖北，把他们这几部分都隔离开来。他们于投蒋之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且向蒋邀功，又多方吸引西北军其它将领，于是张印湘附和了吉鸿昌，王修身附和了梁冠英，其它零星部队，也被拉过去不少。在这个时期，张自忠也收到了蒋介石的任命状，名义是第二十三路总指挥，因他的军队已开往黄河北岸，没有接受这个名义。宋哲元在洛阳时，也从空投收到过一件第二十四路总指挥的任命状，宋看过后就把它撕掉。

　　十月八日，冯玉祥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面。他们鉴于大局急转直下，无法挽回，而蒋介石又坚持他两人必须下野，遂商定阎将军政交与徐永昌，冯将西北军交与鹿钟麟，他们两人出国暂避。阎回到太原，便将军政作了安排，并声言去日本游历（后仅去大连躲了一个时期）。冯到了晋城，并没有表示出国远游的意思，仍然希望掌握这部分残余的军队赴西北谋出路，并且有意扶植他的宠将孙良诚（这时孙本人已无一兵一卒），把退回来的军队都交孙节制。

　　鹿钟麟看到越来越没有希望，于是一面打电报给冯说：即日骑马前往晋城，一面又对外宣称派参谋长秦德纯代表前往沈阳，实际上他却秘密搭了秦的专车前去天津，同时发出漾电（十月二十三日）声明下野。我得到这个消息，也以去太原见徐永昌为借口，向冯请假，转往天津。这时，刘郁芬已离开陕西，冯对重返西北的打算才完全绝望，不得不离开军队前往晋祠退隐，以后又辗转移居于汾阳之玉带河。开入山西境内的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等残部，由张学良改编为第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军长。至此，冯玉祥惨淡经营历时二十余年的西北军遂完全瓦解崩溃。　　

    1933年春，侵占了我国东北全境的日本帝国主义又侵占了热河全省，接着分兵入侵平、津，5月并进占察哈尔的多伦，深入沽源、宝昌、康保等县。华北局势危急，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更为强烈。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从泰山到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于5月26日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同盟军迅速发展到8万人左右。6月下旬起，抗日同盟军连战皆捷，先后攻克康保、宝昌、沽源3城，并与敌血战5昼夜后收复察哈尔东北重镇多伦，震动中外。冯的声威大振，继而于张家口宣布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声言准备兴师出关，收复东北。蒋介石派何应钦调集16个师的兵力实行全面封锁包围，用武力威逼冯取消同盟军；并于7月28日与汪精卫在庐山发表联合通电，给冯玉祥加上“妨害统一政令”、“滥收散兵土匪”、“煽动赤焰”等种种罪名。31日，北平当局命令断绝平绥铁路交通。同盟军处于日伪军及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粮弹断绝，军费开支无法筹措，伤兵不能外运医治，加上内部有一部分将领发生动摇，。冯玉祥一筹莫展，处境十分困难，被迫于8月5日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离开张家口，重返泰山。 

    1935年，日军加紧侵略华北，积极策划冀、鲁、晋、察、绥5省“自治运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冯玉祥拟定关于党务、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13条意见电告南京，并出席11月1日至6日举行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与李烈钧等20余人提出一个《救亡大计案》，获得通过。该提案包括：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大赦政治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起用抗日将领，充实军备9条。同年12月，冯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冯玉祥在1937年2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共同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获得通过。此后，国民党逐步转向抗日，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冯玉祥旧部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冯玉祥通电旧部将领，努力：“抗敌守土”，“以保千万年之光荣历史”。“八 一三”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冯玉祥受命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淞沪抗战。未及2月即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一职交由蒋介石担任，冯改作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0月冯被调回南京，第六战区亦被撤消。抗战胜利后，1946年9月动身去美国。行前他写了一封《上蒋主席书》，希望蒋不要打内战，要讲和平，实行民主。他抵美后，定居旧金山附近的柏克莱镇。

    1948年国内战局急剧变化，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已成定局。冯玉祥决定返回祖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于7月底乘苏联轮船“胜利号”离开美国。9月1日，轮船在敖德萨附近的黑海上突然起火，冯玉祥遇难。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的骨灰安葬在泰山脚下。